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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凯特CEO王立群博士受邀参加第一财经“生物医药与人类健康的未来”高端对话 — 结合国际顶尖技术,造福更多癌症患者

2018年5月21日/医麦客 eMedClub/--技术正在向实体经济靠拢,形成新的生产力。互联网、人工智能,在统治了流量、渠道和营销阵地后,开始从转移价值向创造新价值的方向进军。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技术新概念的轰炸之后,人们更多关注技术如何应用,创新必须创造价值,必须置于监管之下。医疗、教育、能源、制造,越来越多的痛点,被寄希望于用科技的方法、用创新的方法、用智能的方法进行改造、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供给,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

让未来发生,我们迎接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2018第一财经技术与创新大会圆桌论坛于5月18日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举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高端对话环节,组织者以“生物医药与人类健康的未来”为主题邀请了在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里最重要的四家企业代表,包括迈瑞医疗集团总裁成明和,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EO陈智胜,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王立群,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联席总裁张强,参加了本次圆桌讨论。这些企业走在中国的医药和器械研发的最前沿,通过科技革命创造健康生活,成为大健康时代的第一梯队企业。

生物产业是我国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生物医药产业居生物产业之首。曾在美国宝洁、百时美施贵宝、以及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研发中心的重要管理岗位上任职近20年,在美国和中国的生物制药领域拥有丰富的研发技术和管理经验,现任复星凯特合资公司CEO王立群博士首先对公司进行了介绍。

王立群博士说:“复星凯特是复星医药与Kite制药合资的生物药公司。我们主要关注的产品,或者说技术的重点在于细胞治疗,尤其是免疫细胞治疗。2017年随着诺华和Kite制药的产品获批上市,细胞治疗越来越火,尤其是我们现在重力研发的CAR-T细胞技术,让大家看到了治愈肿瘤的希望。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看到像细胞治疗能够给病人带来那么多、那么明显的好处。我们正好很幸运赶在这个技术的风口上,我们想借助复星医药的研发能力,同时将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这样的结合使我们能够最快赶上最先进的世界潮流,让更多中国的患者受益。”

王立群博士提到的CAR-T技术,正是炙手可热的,在白血病和淋巴瘤领域有惊人疗效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与传统药物不同,CAR-T是一种活的细胞药物,归属于基因治疗产品,主要的生产过程包括:从病人外周血中分离T细胞,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使T细胞表达靶向癌细胞嵌合性抗原受体,再回输到患者体内特异性地识别并杀伤携带靶点的肿瘤细胞。

全球首个CAR-T疗法Kymriah于2017年8月获FDA批准上市,是肿瘤治疗史的一个里程碑。随后Kite Pharma开发的CAR-T疗法Yescarta(KTE-C19)也获得FDA批准上市。

复星凯特作为Kite Pharma和复星医药的合营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将Yescarta产品技术转移至国内,并按照Kite的技术标准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细胞治疗生产基地。2018年4月,复星凯特就该产品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临床试验申请。主要用于复发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

此次“生物医药与人类健康的未来”的圆桌会议由第一财经资深主编彭海斌先生主持,他和嘉宾就以下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在整个医疗领域有个共同特点,一些企业家他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如何完成从一位科学家向管理层的转换,这种转换过程中,科学家在科研与管理之间的角色转变在生物医药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就这个问题,王立群博士表示:“做科研和做管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做科研,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同时也要有专注的精神。做CEO的话,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更难,因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了。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考虑,项目完成可能就是终点。概括点讲,你不仅要考虑整个研发环节,还要考虑企业所有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前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前瞻性地把产业化的思路放到设计开发里面去。像我们现在做的细胞治疗技术一样,这些理念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好,会大大地延长这样一个好技术应用到临床的时间。

总的来说,CEO不仅要考虑研发管线,我们还要考虑商业机制,考虑团队的建设等等。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学习如何从一个科学家转换到CEO。”

中国的医药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快,但是国外的企业也在向前推进非常迅速。中国的研发环境和美国的研发环境,到底有哪些大的差异?中国的研发投入和美国的研发进展,它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

王立群博士说:“在医药研发方面,我们国家起步晚了,目前不少国家比我们确实有不少优势,我们和他们比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现在还是早期,可能大家的眼光相对来说短一点,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其他,都是希望能尽快出点东西。我们很多企业开始做短期的东西,也许创新程度不够高,但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这种方式赚第一桶金,这个没有什么好非议的,也许发展过程就有这么一个阶段。

目前,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资金方面都对医药行业进行大力支持,鼓励创新,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医药研发还是很有潜力的,后劲挺足的。至于要走多少年跟他们平齐取决于我们今后的3、5年怎么走。刚才前面的嘉宾说我们要沉下心来,我们这个行业也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把心沉下来,利用好的资源、好的政策做一些事情。稳步前进不断的缩小差距,我想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就能赶上。”

虽然说新药研发的投入非常大,但是我们的投入还是无法和跨国企业做对比,在中国也许有一些特点。中国的药企在做研发的时候,是怎样分散风险的?

王立群博士说:“做药的研发,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商业上的风险。从技术上讲,如果已经知道国外某种药对这个靶点已经有效了,我再去做这个靶点,这样就可以用相对比较少的投资做出这个药来。想做创新药,只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初创的公司,讲马上要做全球最创新的,恐怕喊口号的成分大了一点。

商业方面,如果想商业上的成功就要去了解市场,看看这个药能够解决多少临床上的需求。另外竞争者方面的风险,以我们现在做的CAR-T作为例子,目前在全球有两个批准的,但这一年,国内做CAR-T的公司全浮出了水面,一看全部是针对CD19靶点的。而这个市场可能只能接纳两到三家,那么剩下来的十几家公司,他们以后又怎么办?我觉得对这个风险如何把控非常重要,毕竟研发费用是很大的一笔,如果大家都砸钱做同一个东西的话,从整个社会来讲,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比较一下,中美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新药研发企业的体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美国或者欧洲的药企成长路径来看,并购是绕不过的槛。国内的企业是不是一定要走并购的道路?

针对这个问题,王立群博士表示:“我觉得资源肯定要整合。一个企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立志于做创新药的,可以做创新的东西。如果说不想做创新,他可以对看中的产品及销售渠道进行整合。我觉得合并或者联营,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也是行业发展的正常趋势,应该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使每个企业以最大的效益来运营。”

政策对医药或者器械的研发,有特别大的影响。最近不管在资本市场,还是器械的研发审批有很大的推进,对政策的改进有什么期待?

王立群博士说:“我们国家对新技术,或者新药的监管还处在不断地摸索过程中。监管层是否能够给予更多的指导,让这些企业有目标的去开发这些产品,这点至关重要。像我们细胞治疗技术,据说不少公司报了IND以后,材料被退回修改,这很浪费、浪费资源。所以国家新药审批、监管层面,是不是能把相应的质量标准、规范等等做得更明确一点,这样企业就知道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去申报。”

总的来说,中国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企业的创新意识逐步加强。生物医药和医疗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健康水平。做好药,做良心药,真正造福于百姓,是生物医药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期待政策、资本和人才更多地向这些领域关注与倾斜。以生物医药、医疗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慢慢实现。

复星凯特是复星医药和美国Kite Pharma于2017年携手共建的合营公司,并于4月10日正式注册成立,落户于上海张江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12月,复星凯特遵循国家GMP标准,按照KitePharma生产工艺设计理念,建成了先进的细胞制备的超洁净实验室。目前,复星凯特正在全面推进Kite Pharma获FDA批准的第一个产品KTE-C19(商品名为Yescarta)的技术转移、制备验证等工作,致力于在中国快速落地细胞治疗技术产品,为中国的肿瘤患者提供更领先的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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